(文/子涵)看“希望之聲TV”的油管節目,知道了我們有捐車。而且有意思的是,她自己每天也在做直播。怎麼回事呢?
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早上,希望之聲的捐車熱線響了起來。家住北灣的沈女士在電話中告訴我,她想幫朋友辦理一下捐車。朋友的妹妹剛去世了。這個妹妹喜歡賭博,在賭場過世的,死因不明。妹妹人走了,可車還在賭場,姐姐就想把車子盡快處理掉。
姐姐先是去問了DMV(車管局),DMV讓她自己拿車子去找妹妹的債主。但姐姐覺得自己哪兒有精力去找妹妹的債主幫她還債,再說這個舊車也值不了幾個錢,不知道怎麽辦好,就問了沈女士。沈女士知道希望之聲有捐車,就打了電話過來幫她問。不過經曆了一番波折後,最終這輛車還是給賭場的警察拿去處理了。
車子的故事就是這樣了。接下來的故事就是關于沈女士的了……
“我也每天做直播!”
沈女士說,她是看希望之聲的YouTube節目知道我們的,而她自己也在每天做直播。因爲最近剛好碰到兩位捐車人,聊天中都告訴我他們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,雖然都是訂閱量還很小那種。所以我想是不是沈女士也是這樣,不過她是怎麽每天做直播的呢?
“我用手機微信跟國內的朋友通話,然後在旁邊用iPad把YouTube打開,給他們聽你們的節目。他們能聽到很多節目,江峰啊,章天亮啊,他們最喜歡的是老北京茶館。因爲現在國內翻牆會被抓,所以他們現在不敢翻。”
“現在國內翻牆有那麽嚴重嗎?”我問。
“已經有人被抓了。我本身原來在中國是做律師的,我的交際圈子都是公檢法口的,所以我對這些事情很了解。他們現在就是抓的很緊,你要是老翻牆的話,他就會請你去喝茶的。
我有個朋友就是做網絡安全的。他是那個地方的頭,他說現在管的非常嚴,只是想抓不想抓的問題,要是想抓的話,馬上就可以抓。
所以他們現在都不敢翻牆,他們跟我說:快點快點起來,趕緊把你的電話和iPad打開,我們趕緊聽點,讓我們知道點真事!我就趕緊給他們放,一個一個接著放,一直放到我上班。幾乎天天都是這樣。”
原來她是這麽個“每天做直播”法!
沈女士說她每天早上都“直播”差不多兩個小時,一般6點鍾起床,8點鍾放完。期間,她就一邊刷牙,洗臉,吃早飯,准備午飯……“除了我吹頭發聲音比較大,iPad不放跟前,其他時間都放我手邊。廣告我還得給它跳過去,要不廣告有時太長了。所以我每天早上起來都挺忙的。”
“是一個人聽你的直播,還是幾個人一塊聽?”我又問。
“沒准兒,有的時候是幾個人,有的時候就他一個人。他有朋友在家時,他就跟朋友說:來給你們聽點真東西,別整天光看《新聞聯播》,都變成傻子了。”
“疫情把世界經濟秩序全攪亂了”
沈女士說她公檢法口的朋友們,常囑咐她回中國時要小心這個、小心那個。沈女士在灣區的一家電動汽車公司工作。疫情前,她在美國和中國的時間基本上是一半一半。她常帶著美國的商人回去中國做生意。
她在國內的朋友們就跟她講:“談生意可以,不要談政治,這是原則。而且不能說(中共)政府任何不好,就是政府的這些弊端啊什麽東西,都不要講。而且還有一點很重要,盡量不要說美國多麽多麽好。”
沈女士有時也會半開玩笑的回複朋友:“那我說什麽?說我們在美國,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,然後還不願意回中國?”
沈女士說她的公司以前都是從中國進車,因爲汽車産業鏈主要在中國。“但是現在我們不敢進整車了,整車稅太高了,所以我們現在進的都是散件。
但是現在進散件也比較難,因爲中國的東西出不來,運費也太貴。疫情之前,我們運兩輛車一個集裝箱,40尺的貨櫃,也就是2000多美金。現在同樣的規格,花了9000多。
所以現在我們雖然車展賣了很多車,但是老板開始發愁了,因爲賣多了不是什麽好事。因爲運費太高,成本太高,我們基本上就賺不到什麽錢了。如果它運費再高的話,可能還會虧本。”
她感歎,一個疫情把所有的世界經濟秩序全都攪亂了。“所以現在大家都不敢動。現在你去車行買新車,都沒有了。所以現在舊車價漲得很厲害。”
她說自己的車最近被撞了,本想買輛新車。但她老板告訴她不要買,那個舊車先開著,別著急,別頂那個風。
“所以實際這個運費長起來之後,對所有的行業都有影響,對整個中國的經濟影響非常大。現在中國和美國的貿易基本上玩不成了。”
她說在中國碰到很多大老板,都想和她的公司合作。“因爲跟外面合作的話,他們就有機會把錢挪到國外去。他們都會有各種各樣的想法,想把錢往外挪。”
父親是中國第一代法官 故事可寫一本書
“實際大家都覺得國內那個環境太壓抑了。包括我爸爸,我爸爸1955年大學畢業,是中國培養的第一代法官。”很自然的,沈女士接著就跟我聊到了她父親的故事。
她的父親在兩年前于94歲高齡去世了。去世前她跟爸爸聊天,因爲他倆是同一專業的,所以談的工作比較多。她問爸爸,“你這輩子辦了多少案子?”爸爸說,“我辦了很多案子,但是我自己下判決書的很少。”“那你都幹啥了?”“我盡幹申訴了,改那些文革的冤假錯案。經我手的案子,只要有一點點理由可以平反,我就會盡我最大的努力還給他們清白。”
爸爸跟她講過一個案子,當事人是一個志願軍的轉業兵。他負責哈爾濱一個幾萬人軸承廠的大喇叭。那天他因爲壞肚子,爬上樹後就沒能把樹上的大喇叭給修好。結果開會的時候大喇叭不響,他因此被定成了反革命,被抓了起來。老婆孩子也被趕回老家,後來老婆改嫁,家破人亡。爸爸很快給這個轉業兵平了反。通常法官辦完案,往下單位給補償的事情就不管了。但爸爸還繼續幫他讓單位給他解決了三個孩子的工作問題,並把孩子都轉回了城市戶口。後來這個轉業兵領著三個兒子,跑到爸爸辦公室給爸爸磕頭。
還有些類似的故事,是爸爸的同事後來當笑話給她講出來的。她說爸爸自己當年也差點被打成右派,但就是因爲一個特殊的案子,當地整個法院系統,只有爸爸一個人有才,需要用他寫判決書,才躲過了這一劫。爸爸也是那一代人中,全國可能是唯一一個沒有加入共産黨的法官了。
在70年代末時,沈女士的媽媽得了乳腺癌。那時她還是個十幾歲的個小學生,但是爸爸忙著平反,把家裏的重擔都放到了她身上,包括去給住院的媽媽送飯。當時她很生氣,很不理解爸爸怎麽能把她一個小孩當大人用。爸爸當時跟她說:“這些人啊都被折磨了這麽多年了,我早解放他們一年,他們就能早獲得新生。所以你多照顧照顧你媽,我盡量多做一些平反的事情。”她說多年後她回頭看,她才理解了爸爸當年爲什麽會這麽做。
“我爸爸的故事挺長的,我都可以給他寫一本書。但我實在是不願意撥這個傷疤。”
“你覺得爸爸對你的影響是什麽呢?”我問她。
“我剛剛參加工作的時候,爸爸跟我有過一次長談,他跟我講過一句話,在我腦海裏一直印象很深。爸爸說:‘士兵是用槍在殺人,我們是用筆來決定人一生的走向。所以我們寫每一個字,都要慎重再慎重,不要制造冤假錯案。’我覺得受益,但是你在中國沒有辦法真正的去做一個正直的人,沒有辦法。”
“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!”
最後,我把話題又轉回了她每天做的直播上。“每天就一個或幾個人聽,你覺得這麽做值嗎?”
“我覺得是這樣子,這個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。一個是他們可以去傳播,另外我覺得很重要的是,他們可以知道外面的世界,和中國的官宣講的是完全不一樣的,慢慢的他們會有分清是非的能力。
他們也很想知道外面的事情,但是他們沒有渠道。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在海外的華人,都能像我這樣子,整天給他們做點直播的話,就把這些東西放給他們,星星之火也是可以燎原的!大家都一起做的話,我覺得就可以。”